2021年中国历史学十篇(组)优秀论文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组)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这组笔谈文章选题意义重大、立论精准、学术精湛。五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百年奋斗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以及这些辉煌成就的重大历史意义,突出体现了中国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主体创造性,集中反映了立足中国实际与为人类文明贡献智慧良性互动的优良品格,坚定的独立自主性与宽大的世界情怀有效贯通的成功经验。这些文章做到了正确政治方向与深度学术研究相结合,历史梳理、现实发展和未来展望相结合,深入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总结相结合,比较好地学习、宣传和研究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质。

该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运用大量文献材料和口述史料,深刻揭示这一时期党的理论演化、实践发展以及党内的思想斗争。作者认为,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正是在这一时期,党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走向成熟。作者对整风运动的深入分析,对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的总结和概括,也有其独到之处,既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所以然。因此,这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于我们了解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纪念史视角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路径,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鸭脖app下载。该文立足于大量档案、报刊、文集、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运用多种资料比勘互证,并借鉴语义学、传播学相关理论,对厘清中共早期巴黎公社纪念史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弥补了既有研究对早期人在“巴黎公社”译名及其语义传播方面所起作用探讨的不足,也纠正了认为1926年3月在广州举行首次巴黎公社纪念活动的主流说法,且对中共党团发动纪念的史实进行了重建。更重要的是,文章通过细致考察,呈现了巴黎公社纪念由国民革命初期对内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意涵为主,到中后期公开动员民众彻底反帝反军阀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演进态势,不仅展示了中国对革命政权理论、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也提供了从纪念史角度透视马克思主义“群众的行动的政党”早期艰辛成长的样本;既补充了当前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是改变研究中存在的“重话语建构轻实践运作”倾向的一次有益尝试。

汪荣祖先生长期任教于美国的大学,频繁交往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学界之间,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病理解剖师”的重要思想地位和恒久的全球影响。这些观点在西方学界殊不多见,值得国内学人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该文视野开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观之延展、反拨和回应,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辨析。文章六个部分结构紧密、环环相扣,分析犹如层层剥笋,颇有功力。

作者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他们的概括视为刻板的教条,指出各民族、各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千篇一律地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走势、趋向和前途的科学预言,却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史家可以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人民至上的崇高理想信念,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这方面重任在肩,理应大有作为。

早期不同区域的国家和文明,尽管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共性和必然性。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非常热烈,不同学科乃至非专业研究者纷纷参与其中。不同学科不应以自身的研究范式为唯一路径,而应在跨学科和跨文明比较视域中解决问题。考古技术、手段的提高和完善,为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材料,演绎出基于翔实文物和文字材料之上的理论势在必行。

点评专家: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与一般研究者认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文化历史研究逐渐被社会历史研究所取代的观点不同,该文作者认为,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文化历史研究取向与社会历史研究取向并行发展,考古学在中国虽然起步比西方晚了上百年,但两种取向的研究并存确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作者认为,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谱系研究为代表的文化历史研究,与以手工业、墓葬和聚落形态分析为代表的社会历史研究,也就是考古学上“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与革命”两个时代主题的反映。文化历史研究试图从考古学上追寻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说到底是“民族”的问题;社会历史研究则在大多数时间按照苏联式社会发展史观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终究是为中国社会的走向寻找理论依据,在中国近现代话语体系之下乃是“革命”的问题。民族与革命这两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诉求,塑造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与社会两种研究取向从诞生伊始就并存发展的特殊品格。这篇文章的独特观察视角,给我们很多启发。

宗族祭祀是西周宗法制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支子不祭”又是家族祭祀的核心内容。“支子不祭”被视为宗法制度下的祭祀规则,为礼学家奉为圭臬。然而这一原则究竟是后人对历史真实的客观归纳,还是为强化社会秩序而建构的理论观念?此外,礼书之论远未涵盖复杂宗法家族结构下的祭祀情况。对于此类问题,礼书之载语焉不详。该文综合运用出土和传世文献,对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家族祭祀中的支子祭祀进行了探索和解答。文章指出西周时期宗子居于祭祀主导地位,与礼书所记相合;但是从西周金文看,因家族内部的衍生、分化,导致宗族兄弟实力雄厚、分族异居之时,支庶也可独立祭祀。并且,西周时期支庶祭祀的范围可以包括多位先祖,春秋战国时期支庶独立祭祀之例更为常见。文章既重视礼家之说,又坚持考信于史实,不但有助于深入了解周代宗法家族的内部结构以及两周宗法、祭祀制度,而且提供了从祭祀制度演变探索周秦家族兴衰及社会发展趋势的有效路径。

点评专家:钱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者,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发展和融合繁荣的重要时期,孕育了隋唐王朝的辉煌盛世。作为这个时期重要都城之一的汉魏洛阳城,在曹魏西晋时,其宫城形制和宫室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创造了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室建筑和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都城形制,极大影响了后世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都城格局。该文在已有研究和最新考古材料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与曹魏西晋洛阳宫有关的各种文献史料,探讨了以往史学界模糊不清的魏晋洛阳宫形制与格局等相关问题:一是详细梳理了魏晋洛阳宫的重建过程及与东汉南北宫的关系;二是分析了洛阳宫宫门、殿门等门禁设施位置及其所构成的宫内格局;三是讨论了史料中中华门、上等与太极殿宫院的关系;四是研究了有关太极殿等核心建筑与皇帝办公居住场所及其变迁等问题。文章的重要特点,是在使用最新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文献史料的作用,是历史学者充分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古代都城宫城形制与格局的一篇开创性论作,对考古和历史学者深入考察魏晋洛阳宫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唐中叶颁行两税法后,国家如何通过乡村基层组织进行征税?这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课题,该文是近年来对此问题探讨最为深入的一篇论文。具体来说,该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一是指出由人头税向地亩税的转变促使乡村基层组织由乡里制转换为乡管制,又在熙丰变法后演进为乡都制;二是将乡村基层组织与宋代职役制度的变迁结合在一起讨论;三是将乡村组织中催税与治安两大基本职能之间的互嵌关系展现出来,凸显了国家权力如何向乡村基层渗透。三个层次互为表里,层层递进,思维缜密,逻辑清晰,分析思辨能力很强,超迈此前同类研究:首先,该文始终将制度演变与催税实践相结合进行考察;其次,该文首次揭示了宋廷为了将催税乡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推动形成了结甲制和催税制,但两者均有缺陷;再次,该文研究的虽然是两宋乡村基层组织制度演变,却能把问题置于唐末五代至元明的较长时段下进行思考,使制度演变的脉络更加清晰。

该文既有宏观把握,又有细致入微的考证,对所研究问题、涉及史料和相关制度的稔熟,充分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底。

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进一步获得突破和提升的合理趋向和必由之路。之所以说是合理趋向,乃在于无论是局部抗战时期的“以战促和”,还是全面抗战时期的“抗战到底”,都既取决于国民政府决策层的决心,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幻息息相关。把握不住这种大局,对抗战史的解释就不可能全面。之所以说是必由之路,是由于中国抗战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极为密切,无论是“少树敌、多交友”,还是“苦撑待变”,都在于营造一个于我有利的国际局面,达到得道多助、以弱胜强的目标。该文将战时中国纵横捭阖于美、苏、英、德之间的谋划、奋斗、血泪,以极为宏大的国际视野,用极其宏富的多国、多语种史料,从多个视角要言不烦地展示出来,对于深化国际关系史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必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作者近年来大声疾呼的“国际抗战”概念也会进一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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